AI对工作岗位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日前，北大与智联招聘的研究数据显示：编辑、翻译、行政、法务等文科职位受AI冲击最为明显。
相应的，是文科的全球性撤退——2024年，美国哈佛大学取消30余门人文课程，国内多所高校裁撤文科学部，公共事业管理、广播电视学等专业相继停招⋯⋯引发了“文科焦虑”。
同样面对变革，为何文科焦虑远超理工科？社会的消极预期折射出了何种“陷阱”？未来文科的价值锚点又在何处？面对这些问题，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葛四友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AI时代，恰恰是文科复兴的春天。
葛四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文科的“无用”从未如此尖锐
周末周刊：近年来，“文科衰落论”持续发酵，这种焦虑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吗？
葛四友：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数千年间，读书都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大规模受教育群体的出现不过是近百年的事。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也才确立了几十年，扩招的时间更短。
可以说，对文科的大规模反思有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受教育的人群范围扩大了，教育水平提升了。这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过去，识字写信都是难事，我们没资格有文科焦虑。
另外，对文科焦虑的回应还基于我们如何定义“文科”，如果将人文社科所能覆盖的全部领域囊括起来，是否能得出文科“缩水”的结论？因此，焦虑的前提尚有待商榷。
周末周刊：但从大众的讨论看，AI对人文学科的冲击似乎更为明显。
葛四友：事实上，AI的冲击是不分学科界限的，无论这些工作涉及的是文科、理科还是工科。近年来，理工科岗位的调整幅度不比文科小，甚至更大。
就业追踪机构Layoffs.fyi做过一个统计，自2022年生成式AI兴起后，科技公司裁掉了约16.5万名员工，2023年1193家科技公司裁掉了约 26.4万名员工，2024年科技公司累计裁员超15万人，涉及互联网、电子通信、半导体、AI等多个领域。
其实，理工科专业一直都在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产生并不只在AI诞生之后，任何一种新技术的迭代，都会让理工科专业迅速更新。但有趣的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理工科衰败论”。如果我们可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理工科，为什么不能同样地看待文科呢？
周末周刊：正如您所说，面对同样的冲击，人们对文科的变化似乎特别敏感，这是什么原因？
葛四友：其实，“文科无用论”并不是在AI时代才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直重视的是理工科教育，好长时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基本观念流传甚广。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解析一下，大众意义上的“有用”和“无用”究竟代表着什么，这个“用”的对象又是谁？
在传统社会，我称之为“前稀缺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们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必须追求人的生产性和服务性。有的人会读书写字，有的人会打铁织布，都属于生产服务行为，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前提。因此，这里的“有用”是一种工具属性的“实用”，确保能养活自己，维系社会运转。
但如今，随着AI时代的到来，生产领域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将逐渐降低，消费性领域或目的性价值领域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人类将拥有更多的生活选择，整个生活方式也必定作出相应调整。人类社会进入“后稀缺时代”，这时，稀缺的不再是资源，而是幸福度过人生的能力，“保持身心愉悦”算不算一种用途呢？
因此，我们之所以难以察觉文科在AI时代的巨大价值，是因为在过去的物质稀缺时代，我们主要是求“生存”，文科的真正价值并没有发挥的空间。
周末周刊：未来，我们可能更需要拓展自身对工作、对劳动意义的价值判断。
葛四友：没错。我举一个例子。医生要给病人开刀，就要不停锻炼自己的开刀能力。慢慢地，AI也可以开刀，如果AI比人做得更好，人被AI取代也没什么可惋惜的，人们甚至会鼓掌欢迎。
那么，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对AI取代文科感到惋惜，或者说对AI取代文科表示疑虑呢？这是因为文科中，不仅有工具价值，还有其他的价值存在。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是个画家，靠卖画维生，AI画得比我更好，我随之失去工作，失去价值，这还是刚刚所说的工具价值。但如果我是个画家，我喜欢画画，喜欢创作，我拥有享受审美的过程，这个价值就是不可能取代的。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AI可以代替我们工作，但不能代替我们生活，文科的这一重要价值，其实已经被很多人隐约地觉察到了。可以说，焦虑本身，正代表了文科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
AI越是强大，这份自由越是珍贵
周末周刊：依照您的判断，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应该越来越悠闲，有越来越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发展，但现实好像并非如此。
葛四友：现在有个词叫“困在算法里”，人为什么会被困在算法里？是算法本身的问题吗？我想可能并不是。这背后是技术时代的分配正义问题。谁来决定人类应该如何分配科技的成果？它是属于少数创新者，还是属于广大人民？
卡尔·马克思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过一些预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将不断削弱对人类劳动的依赖，最终我们可以获得极度丰裕的物质资源，使得人们最终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得所需”。
但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劳动常常是被异化的。未来，好的劳动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空白是不是可以由我们来填补？我认为，这是整个文科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
文科的诸多实践，如哲学反思、文学创作、历史书写都可以被视为这种非异化的劳动典范，其本质是一种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参与公共生活的形式，是一种非工具性的努力。
我们能不能进入马克思所畅想的那种社会？我认为AI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可能。但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一些观念上的引领和改变。如果文科发展得不好，我们对于分配制度，对于社会制度的建构跟不上技术进步的脚步，那么多数人可能在生产意义上就真的“没用”了。
周末周刊：观念的改变真的这么重要吗？
葛四友：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观念的力量常超乎人们的日常认知。举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重男轻女”这一错误观念就导致约1亿女婴因人为因素而减少。可以说，无论观念本身是否正确，只要深入人心，都会对社会走向产生深远的塑造作用。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视与警惕“文科无用论”，一旦这个观念逐渐蔓延，甚至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直觉，其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难以消除的。这种直觉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导向，使得文科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其学科范围日益狭窄，甚至消亡。
周末周刊：您刚刚其实提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未来人类文明是会走向赛博朋克（一种结合高科技与低端生活的反乌托邦科幻风），还是会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哲学家能说了算的吗？
葛四友：哲学家说了肯定不算，这需要整个社会的观念转变，哲学家与其他文科专业的学者一样，都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有当社会结构与文化理念能够有效匹配技术潜能时，技术进步带来的闲暇扩展才可能惠及广大人群，而非仅仅集中于少数资本持有者与权力精英。要完成这一点，就离不开文科的真正发展。
从个人层面上看，要发展自己的兴趣或者潜能，有更好的向内成就，其实并不需要占据大量的资源。有句话叫“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双美的眼睛从哪来？是要从文科训练来。文科所培养的审美力、意义建构力、批判反思力，这些将成为度过幸福人生的刚需。
想象一下，你不愁吃穿，但每天只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刷短视频，一刷一整天，这样的生活真的值得过吗？
在AI时代，文科最重要的价值是增益生命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活着这么简单。所以，要活得好，文科必须要有春天，没有文科的春天，我们就活不好。
我想，尽管文科从不承诺“有用”，但赋予了人类两种自由：不被算法定义的自由，和重新定义世界的自由。AI越是强大，这份自由越是珍贵。
可以尝试很多路，不要盲目地跟着AI走
周末周刊：如果说AI对已知世界的了解已经远高于普通人，那么一名哲学家或一名资深文科学者的判断会强过AI吗？
葛四友：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指向的是——AI时代，我应该相信谁？今天，AI可以替我们写文案、写故事、生成图片，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某些情绪，但永远替不了我们做出判断、做出选择。
AI让信息获取更高效，却也让信息辨别更复杂；让决策更快速，却也让决策逻辑更隐蔽；让个性化体验更精准，却也让认知边界更狭窄。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在于它能帮助人类在技术浪潮中保持“清醒的主体性”，即不被虚假信息误导，不被算法霸权裹挟，不被认知茧房困死。这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有了这样的批判，技术才能服务于更值得追求的生活。
而判断力、批判性和价值选择，这些恰恰是哲学长期面对的问题。AI的本质是数据驱动的计算系统，其核心能力在于高效处理结构化信息，但在涉及人类存在的深层问题时仍存在局限。因此，在批判性思维上，哲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撑。
周末周刊：我们该如何培养这种批判性思维？
葛四友：批判性思维不是天生的思维天赋，而是可通过后天训练养成的“思维技能”。举个例子，小时候大家都学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世界要有王侯将相”，这就是一种对“隐含假设”的追问，也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即“不把任何信息当作理所当然”。还有一个俗语叫“头发长，见识短”，这句话可以关联很多问题，例如：这两个现象之间是如何关联起来，其逻辑推导过程是怎样的，是否存在逻辑谬误？以上这些能力，都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的一部分，也是哲学训练中可以练习到的。
更进一步讲，为什么批判性思维变得如此重要，包括我们的高考也在逐渐强调这种思维方式呢？因为几乎所有创新的起点，都是对“默认的理论常识或生活常识框架”的质疑。因此，批判性思维与真正的创新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深层的、互为支撑的紧密联系。真正的创新并非偶然的灵光一闪，更不是对现有事物的表面改造，而是对本质规律的突破、对问题根源的回应——而批判性思维，恰恰为这种突破和回应提供了认知工具和思维路径。
哲学训练特别适合培养批判性思维，因为无论是面对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哲学思考始终在探究人类认知的边界。怎么到达这个边界，如何厘清这个边界，最后怎样突破边界，都需要借由批判性思维。我们只有掌握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触达边界，收获真正的创新。
周末周刊：如果人类失去了批判性思维，彻底依赖AI，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葛四友：说到底，AI也还是人类的投射，人类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今天的AI已经越来越像人了。当它能够思考的时候，模仿的也只会是人。当它强于人类，而人类又已经失去批判能力，认为决定一切的权力只在强者手中时，那么人的价值就不值一提了，人的主体性也就消失了。
因此，我并不支持学生在开始学习时大量使用AI。在没有形成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之前，人的大脑很容易被AI“牵着鼻子走”。此时，AI的结论直接决定了人的思维，人相信什么需要靠AI决定，久而久之，AI就成了人类的主人。只有当学生已经具有了良好的批判思维能力后，知道如何分析与诊断AI的结果后，这个时候使用AI，才是把AI当工具，而不是自己变成AI的工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下对于超级人工智能危险性的认知或说担忧，其实也受到一些思维的局限。比如“黄金扁担思维”，即农夫设想皇帝的生活时，会认为皇帝去砍柴时用的扁担是黄金做的。人类在设想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时，会将人工智能的思维等同于人，将人的担忧投射到人工智能上。
周末周刊：目前，只有哲学专业才会进行专门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吗？
葛四友：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教育专业尝试将哲学课程前置到基础教育之中，或者嵌入到基础教育已有的课程之中。近年来高考作文题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题目设计从传统的命题作文向开放性、思辨性材料作文转型，要求学生在分析问题时展现独立判断、逻辑推理和多角度论证的能力。高考作文的变化也并非偶然，而是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必然结果。
另外，将哲学教育更多地融入到我们的儿童教育、基础教育之中是十分必要的。过去，“功利性教育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教育模式多是知识导向的记忆型教育，对于多数青少年而言，学习过程本身缺乏内在吸引力，而哲学思维下的训练型教育，其目的是获得批判性与创新性的思维能力；教育手段是怀疑式的、参与性的；教育动力是兴趣式的，是面向可能世界的。
其实，推广哲学教育的目标，也并不是追求以哲学为业，而是帮助大家在奔跑之前先想清楚方向。我们的人生可以尝试很多路，但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走、跟着AI走。
文科教育的重构，不是对技术的抵抗
周末周刊：回到当下的现实，在文科生就业不被看好、许多大学都裁撤文科专业的同时，您的学生们会焦虑吗？
葛四友：文科学习中其实有很多“可迁移”的能力。以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现代哲学国际班为例，我要求学生们在大学四年掌握四种能力，分别是逻辑推理、批判表达、跨文化沟通、想象力。然后我们发现，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面对世界时，好像也没那么焦虑，或者说他们的焦虑跟现在对文科的焦虑不一样，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张望和担忧，而是一种有目标的紧张感。
在我们这里，学生的学习是很辛苦的。学期内一般有密集的讨论、论文写作和课堂作业的逐句批改，认真的学生最终阅读量大概要超过300篇原文，很多学生的焦虑在于写不完作业。
从现实来看，最近几届的69名毕业生中，有50名进入了牛津、康奈尔等大学深造，还有不少哲学本科生在跨学科学习和职业长期发展中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当我们的职业视野不断拓宽，就会发现，哲学的适用性早已超越了学术的范畴。如今，法律、医学伦理、企业战略、科技伦理甚至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都迫切需要哲学所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和深刻的伦理判断能力。
举个例子，“电车难题”曾经是个思想试验，如今却成为智能驾驶公司需要直面的实际问题，脑机接口的技术进步急需相适配的伦理框架，哲学从思维的试验场走向了面向现实、甚至面向市场的科技工厂，这两者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需求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广州车展上的多融合感知智驾系统
周末周刊：武汉大学现代哲学国际班已培养12届学生，目前的成果能否说明国际班的培养方式是适应时代发展的？
葛四友：现代哲学国际班在设立的时候还没有如今普及应用的生成式AI，但它在设立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传统教育模式与当下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它所强调的现代化与规范化，正是要突破传统的以知识记忆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提倡一种以思维训练为导向的新型教育模式，而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与今天的“新文科”建设、与AI时代对文科的需求恰恰是相融且相互支持的。
与此同时，AI也在倒逼我们进行改革。我们开始更加注重数字人文素养教育，包括数字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能力、数字环境中的批判性思维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等。
举个例子，我们的核心课程如《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等，并非简单传授哲学理论，而是通过逻辑分析与论证训练，培养学生穿透技术表象的能力。在讨论AI伦理时，学生需运用模态逻辑分析“算法偏见”的因果链条，而非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这种训练使学生能在技术快速迭代中保持元认知能力——即对认知过程本身的反思能力，这恰是应对AI时代信息过载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未来的学术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交界处”，而文科的多元整合能力，可能就是打通这些边界的关键。目前，许多学校在推动“交叉哲学教学”，在这种新型培养方案中，哲学专业将增设了“文理融通课程模块”，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康德道德哲学与信息编程，这正是为了培养能在技术与人文之间自由穿梭的复合型人才做准备。
周末周刊：在AI加速淘汰传统技能的当下，文科教育应如何重构培养目标？
葛四友：理论上讲，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应该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但事实上，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变成了更差的自己，想象力没有了，活泼没有了，天真没有了，他成了一个机器、一个工具。最可怜的是，一毕业发现自己连工具价值都没有，他发现自己掌握的这个工具已经过时了。
因此，在AI技术重构人类认知范式的今天，文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完成从“知识传递”到“思维能力训练”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否定，而是在技术浪潮中重新锚定人文教育的本质——即培养能够驾驭技术、守护人性、引领文明的“认知主体”。更重要的是，文科教育应强化想象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辩证统一，参与到技术的社会建构之中，文科教育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文科教育的重构不是对技术的抵抗，而是在技术洪流中重新定义人类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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